在这个意义上，她是典型的照着讲的西学研究论著。

这与共同故意犯罪是相同的。有的案件造成经济损失达百万、千万元，死伤人数达十几人甚至几十人、上百人。

综上所述，共同过失犯罪概念是：二人以上有共同的应当预见，有共同的疏忽大意或者过于自信，而过失地实施了彼此联系、相互依存的造成对同一对象严重危害结果的行为。他们的行为相互依存构成危害结果的必要条件，都是危害结果发生的原因，都与危害结果存在因果关系，危害结果是他们行为的共同作用造成的，并且表现为同一危害结果，这一点与共同故意犯罪是相同的。这里的应当顶见即行为人的意识、知识、思维能力，可以、能够看得出或体验得到自己的行为可能造成危害社会的结果，由于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者轻信可以避免，而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这也是一种犯意，只是轻于故意罢了。上述两条款，特别是《解释》第5条中明确以交通肇事罪共犯论处的情形，突破了我国刑法关于共同犯罪只存在于故意犯罪的理论与实践。分析：沈、张二人都明知冻兔肉已变质，沈某轻信张会采取措施，张某轻信工人会开制冷机，如果沈某或张某任何一个人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积极组织、督促开动制冷机，就不会发生冻兔肉严重变质这一危害结果。

【中国知网关键词】 疏忽大意。与人的主观方面毫无联系所发生的事作，则只能是意外事件。基本权利必须在一系列的社会关联性中才能成为现实，特定的制度可以促进基本权利的落实，比如征收制度之于财产权、[50]广电制度之于言论自由。

然而，这项工作对于中国宪法学而言是极为困难的。法学的研究注定不能只关注个别问题，一门学术（科学，Wissenschaft），如果只着重于个别问题，就不可能由发现存在于问题脉络间的更大更广的关联而进一步发现蕴藏其间的原理原则。然而，在宪法第33条增加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第3款后，对于我国宪法上基本权利的义务主体就有了重新解释的必要。有三点理由：（1）不得径行适用原则条款。

（二）宪法第33条的解释（基本权利主体、国家义务、基本权利的功能体系、基本权利体系的开放性）第33条是宪法基本权利章的第一个条文，此种体系因素不容忽视。我国宪法的单项基本权利中尚有一些个别限制条款，分别是：针对宗教信仰自由的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36条第3款）。

[55] a.a.O.S.1530f.1536.[56] a.a.O.S.S.1537[57] ebenda.[58] ebenda.[59] ebenda.[60] 由于本文的核心关注是基本权利的体系化思考的发展脉络，并且限于篇幅，这里无法对各项功能展开介绍，有兴趣者请参考本人之前的研究：1.张翔：《基本权利的双重性质》，《法学研究》2005年第3期。[91]此外，在宪法的基本权利章中，本来就有对劳动者（42条、43条）、军人（45条第2款）、母亲（49条第1款）、华侨（50条）等特殊主体的规定，而在基本权利章之外，尚有城乡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权利和利益（8条2款）、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第11条第1款）、国有企业有权自主经营（第16条第1款）、集体经济组织有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主权（第17条第1款）、外国的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第18条第2款）、外国人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第32条第1款）等的规定。[14] Günter Dürig, Der Grundrechtssatz von der Menschenwürde, A?R1956, S.119ff.[15] Dürig, a.a.O. S.119.[16] Dürig, a.a.O.S.117-119.[17] 除此以外，这个价值与请求权体系还可以补充两个内容：第3条第1款作为首要平等权条款。同样的，卢曼也认为，将基本权利看作一个请求权体系并不能展现基本权利的全部意涵，法学方法对于权利的理解无法真正有效地解释基本权利。

此种建构，无法直接照搬任何国外之成熟体系，而务必要以本国宪法文本为基础。然而，无论如何，这种体系思维必须建基于中国的宪法文本，这一点在前文已反复申明。当某个行为无法被特定领域的基本权利所涵盖时，个人可以通过主张基本法第2条第1款所规定之一般行为自由来寻求救济。法的安定性，或者说法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是法学所必须保障的基本价值。

[35]此外，诸如财产权等许多权利的实现，往往依赖于社会生活关系，需要通过特定的制度才能真正实现，而这些是传统的请求权思维所不能涵盖的。蔡桂生：《学术与实务之间——法教义学视野下的司法考试（刑法篇）》，《北大法律评论》第10卷第1辑（2009）。

[66]然而利益法学所反对的只是体系的逻辑自足和封闭性，而不反对法学的体系化。如果国家缺乏相应的财政能力，这项请求权就完全落空。

[16]2．基本权利作为请求权体系进而，所有基本权利在人的尊严这个价值请求权的基础上，构成了一个法律逻辑上的请求权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人的尊严这一核心价值体现在各个基本权利当中，就如同上位的法规范体现在下位的法规范当中一样。[6]法教义学通过对复杂的规范进行类型化，建构统一的知识体系和思考框架，并设定分析案件的典范论证步骤，为法规范的适用提供统一的、标准的概念和结构，从而为实践问题的解决提供确定性的指引。）[13] 在中国其他部门法学科中，在体系化思维上，似乎也多以德国为参考对象，最近的研究如朱岩：《社会基础变迁与民法双重体系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陈兴良：《犯罪构成论：从四要件到三阶层 一个学术史的考察》，《中外法学》2010年第1期。[31]黑塞也指出，基本权利是一种对根本性内容的保障，也就是针对那些最容易被威胁到的生活领域的保障，所以也不应被理解为是封闭无漏洞的。如果说艾尔弗斯判决体现了将基本权利看作请求权体系的思考方式的话，那么夫妻共同课税裁定和吕特判决则体现了将基本权利视为价值体系的思考。）在较早的研究中，黄卉博士也尝试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款放在整个宪法文本的背景中去解读（黄卉：《宪法经济制度条款的法律适用》，《中国法学》2009年第4期）[86] 与此相对应的是针对个别条款来设计解释方案，除了前面所列的几篇论文，有代表性的还有：林来梵：《人的尊严与人格尊严——兼论中国宪法第38条的解释方案》，《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然而，如果不同的宪法解释者都依据自己所持有的政治观念去解释基本权利，其解释结果会有着巨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在法学方法上是不可控的。（2）基本权利保护什么事项。

这个条款本来只是一个对人权的形式性的、宣言性的条款，但是因此（darum）这个词，却将此条款的实质性内容回溯到了人的尊严条款，也就是说，人权的实质性内容乃是人的尊严。那么应如何衡量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使得国家对基本权利的限制不至成为恣意的基本权利侵害呢？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所通行的比例原则良资借鉴。

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基本权利的限制，也就是国家出于何种目的、通过何种方式、遵循何种规则，可以对基本权利进行干预，或者说国家对基本权利的干预符合何种要件才会被认为是合宪的。（参见陈征：《国家从事经济活动的宪法界限——以私营企业家的基本权利为视角》，《中国法学》2011年第1期。

请求权方法是传统民法最重要的实例的分析方法，这种方法以请求权为出发点，来分析实例中当事人的请求权是否成立，其请求权的规范基础是什么。人之有即为我之不足，人之无即为我之冗余。马克思主义的权利义务一致论的法哲学基础可追溯至黑格尔的权利与义务的同一、自由与职责的一体以及个人被整合入国家整体性。美国的法学被认为具有强烈的个案分析的倾向，是典型的以问题探讨法为进路的，但是这并不妨碍其仍然存在相当程度的体系化。

该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在此，体系化显然是必要的，凭借一个表现出一贯性和统一性的法律体系，远比依赖于无法综览的、互不相属的、甚至自相矛盾的、杂乱无章的零散规范群更能保证法律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

这一最早出现于《人权宣言》而为现代宪法普遍接受的原则，在我国宪法上也有文本基础。不能只是单纯地宣示对基本权利的保障，而且必须在现实上是可行的。

（2）不要只看到基本权利作为个人主观请求权的层面，要注意基本权利实现的制度因素和社会因素。比例原则的基本内容是通过对公权力限制基本权利的手段和限制行为所要追求的目的（公益）之间的衡量，来确定何种条件下公权力的限制行为是合宪的，而在何种情况下是违宪的。

（三）宪法第51条的解释（基本权利限制、法律保留与比例原则）在基本权利的各项功能中，以排除国家的不当限制、防御国家的侵害为内容的防御权是最为重要的功能。而保障则是指国家针对基本权利的积极义务，也就是国家通过给付以及其他的各种积极活动促进基本权利的实现的作为义务。据此，宪法未列举的生命权、健康权、迁徙自由等权利应该可以被作为基本权利而得到宪法层面的保护，而位于基本权利第2章以外的财产权（宪法第13条）也应可经由人权条款而被纳入基本权利的范围。作为主观公权利，基本权利对国家机关的约束在法律逻辑的层面上就意味着：可以向国家机关提出请求，并且这种请求权可以在司法上获得救济。

所谓抽象，意味着从对各个法律条款的解释中提炼出一些分析基本权利问题的概念、原则或者思考框架，使得未来在解决各个基本权利的具体问题时，有可资依凭的思考起点，而不至于总是做全新的思考。通过解释中国宪法基本权利章的两个概括性条款——第33条和第51条——可以建构初步的理解中国宪法下的基本权利的整体方案，并为诸多理论与实践问题的解决提供思考框架。

[49]卢曼的观点是一种社会学的，更确切说是一种政治社会学的视角。它也不能在法的比较中，认识到存在于不同立法例的制度和规定间的‘功能上的类似性。

此种借鉴对于后发国家而言无可避免，就如同我国民法典的制定与民法学体系的建构无法不参考德国、法国、日本的体系一样，基本权利的体系建构也无法不参照美国、德国等成熟国家的经验。但其过度依赖传统民法方法和导致价值滥用的缺点也显而易见，从而，新的、更深入和更精细的体系化思考迅速地展开。